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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法修訂大解讀:體育仲裁領銜三大亮點,軟法屬性獲繼承

      文 / 付政浩 來源于 體育大生意 2022-06-26 10:37:02
      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修訂版)正式審議通過,這是該法自1995年出臺后的首次大規模修訂,修訂后的《體育法》從2023年1月1日起實施。
      體育法修訂大解讀:體育仲裁領銜三大亮點,軟法屬性獲繼承

      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修訂版)正式審議通過,這是該法自1995年出臺后的首次大規模修訂,修訂后的《體育法》從2023年1月1日起實施。

      修訂后的《體育法》由原來的8章、54條增至12章、122條,文字內容增加了足足一倍。其中新增設了四章,分別對“反興奮劑”、“體育仲裁”、“體育產業”和“監督管理”作出專門規定。從內容豐富量這一角度來看,修訂后的《體育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與時俱進,正面回應了一些長期以來中國體育行業存在的現實問題。

      毫無疑問,修訂后的《體育法》亮點頗多,體育大生意基于體育產業角度認為有三大亮點值得關注:

      一、新增“體育產業”章節,并提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政府多部門合作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

      二、新增“體育仲裁”章節,再次明確國家建立體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三、新修訂的《體育法》將原本第三章“學校體育”章名修改為“青少年和學校體育”,全面概括了青少年體育的內涵和外延。該章節明確規定,“學校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開齊開足體育課,確保體育課時不被占用……保障學生在校期間每天參加不少于一小時體育鍛煉”。

      這三大亮點有助于為中國體育產業保駕護航,有助于解決體育產業政策在地市層面落地效果不佳、運動員注冊資格糾紛、學生體育課被占用等諸多現實問題,進而根治長期以來制約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制度短板難題。

      在稱許新修訂的《體育法》亮點頗多之余,從體育產業人的實操困境而言,《體育法》這次時隔27年的大規模修訂還是有些許地方未達預期。比如,相比于2021年10月面向社會征集意見的《體育法》修訂草案,如今審議通過的《體育法》刪掉了一部分非常具有實操性和前瞻性的條款,例如體育仲裁員選任和仲裁庭組成等實操條款。而征集的體育版權保護、加大體育產業稅費優惠力度等建議也沒有進入最終的審議法案。此外,在涉及體育產業發展模式時表述過于籠統模糊,很難應用于日常的司法實踐性中來,細究的話,這些均有不夠尊重體育行業的特殊發展規律之嫌。

      最令體育大生意記者遺憾的就是,新審議通過的《體育法》和1995年的那部《體育法》在本質上區別不大,仍是一部約束力不足、喊口號居多的軟法(soft law),大多數篇幅都是在鼓勵和倡導。眾所周知,全世界大多數法律都是具有強制約束力和執行力的硬法(hard law)。

      據體育大生意記者統計,新修的《體育法》全文有25處用了“鼓勵”字眼、18處“支持”,73處“應當”??梢孕纬甚r明對比的是,全文只有1處“嚴禁”、2處“必須”、3處“處罰”。并且,這些約束性字眼多出現在“反興奮劑”這一章節。如果去掉這一章節,那么《體育法》基本就只剩下鼓勵和倡導的表述。

      要知道,早在2015年一批政協委員呼吁《體育法》進行大規模修訂時,最主要的一個理由就是,《體育法》缺乏強制性和權威性,多是口號、呼吁。比如,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段世杰直言:“現行體育法有人概括為更像是宣言,說一些觀點,喊一些口號,沒有太大的約束力?!睍r任全國政協委員、原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楊樺表示:“現行體育法立法的語言模糊、立法內容缺失、配套立法無力,很多條款指導性過空,多為口號、呼吁或宣言性的提倡,全文有56處‘應當’,并且內容上缺乏具體可行的方法和操作程序?!苯裎粢唤泴Ρ?,《體育法》中的“應當”這一類字眼不減反增,從以前的56處增至現在的73處。

      2021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楊寧在談及《體育法》修訂問題時也表示,《體育法》的很多提法很好卻難以落地,一些條款在現實中“缺少牙齒”導致“有勁無處使”,所以她建議《體育法》必須增強約束力,要讓《體育法》“長牙”。

      顯然,各方專家都認為,如果《體育法》依舊只是倡導、鼓勵、喊口號而缺乏應有的強制性和約束力,那么在司法實踐時,這部花費近四年時間進行修訂的《體育法》恐怕仍難應用到體育案件中來,畢竟不執行那些鼓勵條款也不算違法。雖然體育大生意的讀者諸君多是在體育產業中浸淫多年、見聞廣博的行業老兵,但估計也都沒聽說過誰打官司用過體育法,更沒有人是因為《體育法》的某個條款而輸掉官司。

      歸根結底,體育法的條款之所以被制訂得有些模糊,在司法實踐中缺乏適用性,恐怕還是因為中國體育產業處于發展初級階段,整體規模不夠大,以致于體育法學專家在體育法修訂過程中的話語權不足,所以體育行業的特殊性無法在《體育法》中得到充分體現。

      當然,相比于上述這些瑕疵,新審議通過的《體育法》更值得稱道的是那些與時俱進的亮點。在此,體育大生意就逐一解讀與體育產業人關系最為緊密的三大亮點。

      體育產業因規模小一度未被單列成章,體育版權保護條款未能立法

      近年來,我國體育產業發展迅速,2020年我國體育產業總規模達27372億元,到2025年,我國體育產業規模有望實現5萬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新修訂的《體育法》也與時俱進增設了“體育產業”這個獨立章節,從無到有,這體現出我國體育產業具有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的潛力?!绑w育產業”這一章節共8條,在體育大生意記者看來,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提法就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政府多部門合作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

      要知道,自2014年“國發46號文”出臺至今,國家層面已印發了十數個扶持體育產業的政策,此外還有其它部委在制訂政策時也專門與體育進行融合。面對如潮的政策紅利,在中國體育人歡欣鼓舞之余,也有人反映,政策雖好,但在地方層面的落地執行效果不盡如人意。

      所以,從2019年開始,各部委就聯合開會要求地方落實相關政策,把重心轉移到體育產業政策的貫徹落實上來(延伸閱讀:《歷史首次!八部委聯合開會要求地方政府落實體育產業政策》)。如今,《體育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政府多部門合作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顯然旨在通過立法的權威性來強化體育產業政策的落地執行力度。

      雖然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政府多部門合作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這一表述中,使用的是倡導性質的“應當”而不是強制性的“必須”,但這個提法不僅屬于首創,而且也是首次入法,必定能引起各省市對體育產業的重視。

      一旦在地方層面建立多部門聯合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那么發展體育產業將獲得多部門的力挺,而不再單單只是體育部門一家的事兒。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推動體育產業政策在地方層面的落地,而且各省市可能會為了凸顯重視程度而進一步加碼,將體育產業納入到日常政務指標考核中來。如此一來,各地的體育產業營商環境必將大幅優化。

      除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政府多部門合作的體育產業發展工作協調機制”外,其它條款多是大方向性的提倡鼓勵類表述,8條中4條是“鼓勵”,3條是“支持”,旨在指明我國體育產業鼓勵發展的一些細分賽道。比如,“國家支持和規范發展體育用品制造、體育服務等體育產業,促進體育與健康、文化、旅游、養老、科技等融合發展”、“國家支持體育用品制造業創新發展,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促進體育用品制造業轉型升級”、“國家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體育產業,建設體育設施,開發體育產品,提供體育服務”、“國家鼓勵有條件的高等學校設置體育產業相關專業,開展校企合作”、“國家支持地方發揮資源優勢,發展具有區域特色、民族特色的體育產業”……

      據體育大生意了解,在修訂《體育法》的過程中,關于是否將體育產業單獨列為一章在法學家們之間有爭議。一個可以佐證的明證就是,在2021年10月對外公開征集意見的《體育法》(修訂草案)中只有11章,沒有“體育產業”這一章節。因為有法學家認為,當前我國的體育產業規模并不算特別大,體育在我國更多屬于公益屬性,在體育立法中不宜過多強調其產業屬性。幸虧,在后續的修訂過程中,體育法學家們據理力爭,再加上國家政策非??春皿w育產業未來的前景,出于法律制訂的前瞻性,這才增補了“體育產業”這一章節。

      盡管增加了“體育產業”的章節,但在這一章節的具體條款中,傳統法學界認為不宜突出體育產業的細分行業,他們認為,這些細分產業可以在常規的商務法例中找到可以援引的條款。比如,近年來我國經常出現的體育版權侵權現象讓很多持權轉播機構大為頭疼,因為現行法律中沒有專門針對體育賽事版權的明文規定,只能勉強援引《著作權法》。但《著作權法》更多保護的是傳統圖文作者,對侵權的懲罰力度很低。

      要知道,過去這些年,我國體育產業公司購買的體育賽事版權多出資不菲,堪稱天價,再加之起訴前還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搜集取證侵權證據,最終一番折騰,法院判決的賠償款只能補上取證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體育產業機構呼吁《體育法》應引入一條法例來保護體育賽事版權,尤其是賽事版權獨家運營權更需要著重保護,雖然有人認為體育賽事版權賣獨家涉嫌壟斷,但這是體育賽事版權行業特殊之處。

      不過,在本次《體育法》修訂過程中,傳統法學界堅持認為,不應過多強調體育產業的特殊規律,體育產業規模太小,不能搞特殊。一旦單獨列出法律條款,可能會與現行的商務法律有潛在的沖突,所以體育產業應該主動去適應現行法律。比如,涉及到體育知識產權就援引《商標法》,體育賽事版權繼續援引《著作權法》,賽事贊助糾紛可以在《民法典》、《反不正當競爭法》、《合同法》中尋找相似條款。

      此外,鑒于體育產業具有滿足大眾日常文體產品需求、塑造城市名片、助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國等國家戰略的公益屬性,體育產業是個慢生意,所以體育產業從業者一直呼吁國家應該在稅費征收、銀行貸款、產業基金等方面給予更大力度的扶持舉措,但這一建議也被駁回。新修訂的《體育法》對此用一句話表述:“符合條件的體育產業,依法享受財政、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至于體育產業要符合什么條件、享受到哪個級別的優惠力度,則語焉不詳,可能還得后續體育部門再出臺詳細的配套政策。

      體育仲裁委員會將掛靠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體育仲裁范圍被局限為三類

      必須指出,在修訂《體育法》過程中,所有法學家無一例外均支持增設“體育仲裁”這一章節,過去多年,法學界一直都在呼吁國家應盡早建立體育仲裁制度。

      其實,早在1995年《體育法》出臺時中就有體育仲裁的表述。彼時的《體育法》第32條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钡嗄陙?,國家遲遲沒有成立體育仲裁機構。體育大生意記者得到的一種解釋是,由于《體育法》授權行政機構建立體育仲裁的條款與2000年《立法法》中的“重大立法事項專屬立法權屬于人大”這一條款互為沖突,導致此事被迫擱淺。

      由于國家層面沒有成立體育仲裁機構,于是,當出現體育糾紛需要仲裁時,體育仲裁權往往屬于單項體育協會內設的仲裁委員會。并且,這些體育協會章程均規定,出現糾紛,各方必須遵循本協會仲裁機構的仲裁。

      比如,《中國足球協會章程》就規定,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負責處理足協管轄范圍內與足球運動有關的行業內部糾紛,實行一裁終局制度,并且協會要求各方放棄訴諸法院的權利?!吨袊闱騾f會章程》原文明確規定:“除本章程和國際足聯另有規定外,本會及本會管轄范圍內的足球組織和足球從業人員不得將爭議訴諸法院”。當然,對于體育協會的“一裁終局”內部規定,有些法學家非常不滿,認為這沒有法律依據。

      出于尊重體育行業的特殊性和體育協會自治善治原則,很多法院在遇到體育案件時往往選擇駁回起訴,并建議尋求協會的仲裁,涉事運動員就只能在協會內部有限的救濟渠道中輾轉尋求幫助,這會導致球員在事實上維權困難。

      比如,一些中超俱樂部解散后,但仍拖欠球員薪水。按照中國足協規定,拖欠薪水嚴重者就取消注冊資格,而一旦俱樂部被取消注冊資格后,就不再是足協會員,足協自然也無權讓其支付薪水。即便起訴到法院,由于俱樂部是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已經破產,無任何可執行資產,所以,一些解散的中超俱樂部至今仍拖欠球員薪水,而球員卻無能為力。

      相比于國內球員只能通過中國足協進行仲裁,外教、外援等外籍工作人員在出現糾紛時既可以向中國足協申請仲裁,也可以向國際足聯申請仲裁。此前,坊間爭議頗多的“法國教練布魯諾-比尼起訴中國足協可能導致中國足協全球禁賽”一事,就涉及到了體育仲裁的管轄權問題。

      中國足協在聘請比尼時,在合同中專門加了一條協議:“一切爭議必須提交中國司法機構解決”。但當雙方真正發生糾紛時,比尼還是按照慣例向國際足聯發起申訴,國際足聯最終作出裁決,要求中國足協支付違約金1106250美元。而中國足協認為雙方有約在先,任何糾紛都應該由中國法院裁決,所以一度拒不執行國際足聯的裁決結果,這才傳出了可能被全球禁賽的流言。事實上,中國足協作為國際足聯的成員,就必須尊重國際足聯對涉外糾紛的管轄權,那條“一切爭議必須提交中國司法機構解決”的條款在事實上屬于無效條款。

      正是因為我國體育領域出現了太多類似糾紛,體育行業又有自身的特殊規律,比如人才培養機制和轉會模式均讓球員不能等同于普通的勞動者,所以很難用常規的《勞動法》來裁決,法院也因此不愿受理這些案件。而體育協會的仲裁由于屬于內部仲裁,缺乏獨立性和公開性,所以很難讓所有人都信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盡快成立獨立的體育仲裁機構。

      于是,在此番新修訂的《體育法》第93條就明確規定,“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依照本法組織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制定體育仲裁規則”。這意味著人大通過立法來授權國家體育總局來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這也是立法團隊參考了多國的體育仲裁慣例。比如,加拿大是根據《身體鍛煉和競技運動法》設立了加拿大體育爭議解決中心(SDRCC),澳大利亞則是根據《國家體育仲裁院法》在2020年設立澳大利亞國家體育仲裁院(NST)。

      據體育大生意記者了解,體育仲裁委員會將掛靠到體育總局的另一塊牌子——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下面,目前已經開始啟動籌備和仲裁員選拔的程序。

      雖然修訂《體育法》時,所有法學家均認為應該成立獨立的體育仲裁委員會,但傳統法學家和體育法學家在體育仲裁范圍上各執己見。傳統法學家認為,只有涉及到興奮劑處罰糾紛、運動員注冊交流糾紛、或者賽事其它糾紛才適用于體育仲裁,除此之外的其它糾紛屬于常規仲裁,比如球員薪水糾紛等勞動糾紛,就只能按照《勞動法》來仲裁或判決。而體育法學家因為經常參與體育仲裁,更了解體育行業的特殊性,深知被俱樂部從小就培養的體育運動員在很多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普通勞動者,比如球員在合同到期后也不能隨意自由轉會,所以主張按照職業體育的客觀情況來制定體育仲裁的范疇。

      不過,看如今的審議通過的《體育法》,顯然,體育仲裁范疇是被明顯限制了?!扼w育法》第92條規定了能夠申請體育仲裁的三種情況:

      (一)對體育社會組織、運動員管理單位、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按照興奮劑管理或者其他管理規定作出的取消參賽資格、取消比賽成績、禁賽等處理決定不服發生的糾紛;

      (二)因運動員注冊、交流發生的糾紛;

      (三)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的其他糾紛。

      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的可仲裁糾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的勞動爭議,不屬于體育仲裁范圍。

      原本,2021年10月對外公開征集意見的《體育法》(修訂草案)中對體育仲裁有很多實操性的條款,但最終都被刪除了。如上述的勞動糾紛就是一例。據體育大生意記者觀察,《體育法》修訂草案第七十六條涉及的體育仲裁范圍本來更寬泛一些。

      結果,有人大代表強烈反對,認為不能一味強調體育的特殊規律和國外經驗,也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特殊國情,最終經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明確因運動員注冊、交流發生的糾紛屬于體育仲裁范圍,《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的可仲裁糾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的勞動爭議不屬于體育仲裁范圍,于是就刪去修訂草案第七十六條第三款。

      此外,《體育法》(修訂草案)原本借鑒了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的運營模式,對仲裁員如何選聘、仲裁庭如何組建以及成員如何回避、受理仲裁的時效性等細則均有很精準的規定。但又有人大代表和法學專家表示反對,認為我國體育仲裁制度缺乏實踐基礎,相關規定不宜過細,可授權體育總局根據實踐情況在仲裁規則中作出具體規定,這更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體育總局可以靈活掌握規則制定權。

      該意見經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最終刪掉了修訂草案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關于仲裁員的選任、仲裁庭的組成及回避、受理仲裁的時效等內容,同時規定由體育總局負責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并負責制定體育仲裁規則。換言之,《體育法》關于體育仲裁本來可以跟國際仲裁規則更加接軌,并且通過法律彰顯其獨立、公開、公正、透明性,但最終《體育法》卻僅用一句語“體育總局依照本法組織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制定體育仲裁規則”帶過。

      青少年體育成立法重點,占體育課屬違法行為

      本次新修的《體育法》將原本第三章“學校體育”更名為“青少年和學校體育”,一舉擴大了青少年體育的管理范疇。過去青少年體育主要在學校這一場景下發生,而如今,隨著體育培訓行業日益升溫,社會上出現大量體育培訓機構,所以將“學校體育”更名為“青少年和學校體育”無疑是更加科學合理。

      在本章節中,相關的規定多達15條之多,如此大的篇幅意味著國家將青少年和學校體育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并且還明文規定,“學校必須開齊開足體育課,確保體育課時不被占用,保障學生在校期間每天參加不少于一小時體育鍛煉”。請注意,此處的表述是《體育法》全文僅有兩處強制性規定中的一處(其余的強制性規定多位于“反興奮劑”章節)。有了這一強制性規定,恐怕以后再也沒有其它學科老師敢搶占體育課了。

      此外,本次《體育法》將體育中考入法。第29條規定:“國家將體育科目納入初中、高中學業水平考試范圍,建立符合學科特點的考核機制?!边@意味著體育中考不僅僅是國家短期內的一紙行政決定,也是國家長期的法律意志。而第31條規定:“學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配足合格的體育教師,保障體育教師享受與其他學科教師同等待遇?!眲t讓長期“低人一等”的體育老師終于挺直了腰桿。

      整體而言,“青少年和學校體育”這一章節的15條規定均直面當前學校和青少年體育的諸多現實困境,很多細節表述明顯是吸納了體教融合等政策的具體規定,個別句子甚至一字不易,這種力度的立法必將為我國體教融合的深入貫徹保駕護航。

      但體育大生意記者也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由于《體育法》沒有對違反“青少年和學校體育”章節的行為規定具體的懲罰舉措和執法部門,這恐怕也會影響到這一章節的具體落實。畢竟,學校屬于教育部門主管,如果真的發生體育課占課現象,教育部更多會采用本部門的規章來處理,恐怕沒人會援引《體育法》來處理,何況《體育法》也并沒有規定具體的處罰條款。你真的相信,一個語文老師因為占用體育課就會被當成違法行為而遭到起訴?

      當然,還有些表述可能會過于理想化。比如,第28條中有一句“鼓勵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免費向學校開放使用”。據體育大生意記者了解,在修訂過程中,長期關注中國體育產業的江小涓委員就對著一條表示擔心,認為這一規定很難落地。江小涓從務實的角度分析:“事實上,學校主要困難不是缺少經費,而是沒有場地。為了解決這個最突出的問題,建議將該規定改為‘鼓勵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向學校開放使用,為學校舉辦體育運動會提供多層次的公共服務保障’?!鄬哟蔚墓卜毡U稀囊馑际强梢悦赓M也可以適當收費,別收高額費用,這樣才有可能促進開放”。不過,如今來看,這一務實建議未被采納。

      整體而言,這次《體育法》在頒布27后的首次大規模修訂還是意義很大、亮點十足。當然,鑒于《體育法》的軟法屬性,可能會在日常司法實踐中很難精準適用。畢竟大多數法官更熟悉的是常見的《民法典》等日常法律,而《體育法》缺乏強制性很難適用具體的判決。此外,體育仲裁、體育產業的條款中也有個別不盡如人意之處,但考慮到我國體育產業還處于發展初級階段,整體規模還不足以讓整個法學界對體育產業的特殊規律予以足夠的重視,所以新修的《體育法》整體而言還是令人歡欣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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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好大好硬 快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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